理念油汤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读过阿基米德的故事，许多年过去了，大部分的情节早已淡忘，而故事一头一尾讲述的两个场景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开头是年轻的阿基米德和父亲站在地中海边神往对岸的亚历山大城；结尾是年老的阿基米德因为专心于学问而枉死于罗马士兵的刀下。在我试图勾勒起我的理想这个宏大叙事之初，我就把它的源头追溯到了这里。

　　于是从那时起到大学前，阿基米德一直都是我最崇拜的科学家。上了大学因为专业的缘故，这一角色由“进入科学王国最完美的人”巴斯德取而代之了。看似见异思迁，实则一脉相承，两位科学家有着高度的相似：都是在各自领域（前者是数学和物理；后者是化学和生物）做出了开拓性并且是公认伟大的成就；同时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巴斯德有一句名言：“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行文至此，关于我的理想已经可以给出一个描述了：将来成为某个领域的科学家，并且让自己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发挥到极致，同时把自己的所学奉献给国家，以期对世界的进步有所贡献。这个理想成型于十岁，并在二十岁时做出了一次重大的修正，而这也正是本文想要讲述的内容。

　　怎么能在某个领域发挥到极致？整整十年间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而实际上这却是构成我的理想的核心。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一切都白搭。二十岁的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了，要把自己做到极致，那一定得先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我开始了这个寻找过程，直到最近我终于认定自己找到了的时候，我想可以对我的理想做出完整的回应了。

天文的夭折与物理的消逝

还是从小时候说起。如果说一直以来我都对人文与科学保持着亲密接触的话，那么缘起我启蒙时代读过的两套书：《上下五千年》和《十万个为什么》，是它们构成了我认为人文与科学不可偏废的初始认知。《十万个为什么》里被我翻得最烂的是“数学”和“天文”，也就是说，历史、数学和天文，是我儿童时代的兴趣所在。

我的第一个具体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天文学家。诺查丹玛斯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曾经让我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直到小学四年级在一本科普读物上读到对其谬误做出的科学解释方才如释重负。刚上初中的时候小舅去了美国留学，我想托他给我买个天文望远镜却因为他人生地不熟找不着出售天文仪器的商店而作罢。

我原先认为我对天文学兴趣的消失是由于望远镜的告吹，但我又分明记得即使在那之后我还兴致勃勃地观看过把探测暗物质的阿尔法磁谱仪送上太空的电视转播。现在想来，应该是初中之后随着视野的进一步打开，新兴趣涌入挤掉了这原有的并不牢靠的旧兴趣的缘故吧。后来神舟飞船一次又一次的飞天，我还真没打起过半点兴致观看直播呢。

这新兴趣中就包括初二开始学习的物理，也因为天文和物理的相关性，部分对于天文的兴趣就直接移植进了物理中。但对于物理兴趣的消逝是戏剧性的，初二下学期的某段时间，物理老师时不时在课堂上刁难我，据同学说正好那阵子他炒股亏本了。反正对于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从此对物理的兴趣一落千丈，成绩也不像之前一直都是满分或者接近满分了。

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老师的一时教育不当造成的后果，不论他是有意还是无心之失。一来是因为我至今仍然保持着对物理某些方面的极大兴趣，二来是一向数学学得很好的我不至于在物理上差那么远呀。但物理从此就成了我的一根软肋，一次又一次的想把它学好，却一次又一次的铩羽而归。不过话也说回来了，要说物理的那些基本原理我现在都还挺理解的呀，只是真的搞不定那些俩小球加一小车的习题呀。

口才的沉默与新闻的杜撰

正如我的理想描述的那样，甭管最后是哪个领域，但它一定是搞科学的。所以人文领域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了我的理想之外，或者说人文成了一种修饰和点缀，我当然认为优秀的科学家是应该具备人文关怀的。可偏偏我的兴趣里头好些是属于人文的，我却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把它们作为正途（大学时考虑过投身国学班作为副业）。现在回想高中文理分科，如果选文科应该说成绩会是更保险的，而我压根就没把它作为选项。如果非要给一个说法，大概还是当时潜意识里觉得在中国读文科没法发挥能力到极致。我有个大学同学更精辟的分析是：“你怕死。”

我初二做的第一本剪报小册子名为《演说家》，初衷是摘取一些新闻，找同学就其发表一些看法写在后面。而之所以取名演说家，小册子前言里赫然写到那是我将来的一个志向，大概是暂时取代天文学家的理想之一吧，现在想来这好像压根就不是一正经营生。那时的我，课间休息时喜欢自娱自乐地给几个同学讲些天马行空的搞笑故事，多年以后，还有同学记得我那“极具穿透力的声音”。

到了高中，锻炼和展示口才的机会更多了。且不论每个周末放学时例行留下来给或固定或流动的一些同学讲电影或者其他事儿，也不论因为在自习课上讲些关于科学的小话儿最终导致和班主任的冲突。就说说光明正大上讲台讲话吧，有一次是数学主题班会，到放学铃都已经打过，我还在讲台上把陈景润的故事娓娓道来，台下同学们，一边津津有味地听着，一边冲我瞪眼睛。在毕业同学录里有看到这样的话：“我喜欢看你在讲台上拽拽的样子。”

那时也特别喜欢看大专辩论会，世纪末武大夺冠那次，余磊学长的辩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心想，将来上大学了我也要做个像他那么优秀的辩手。然而这一切在高三毕业的夏天戛然而止了。当时在翻看毕业同学录的时候，发现大量对我嘴巴的赞美之辞的同时，也有一些嫌它聒噪的。我要反思自己的嘴巴了。

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不少同学把一贯亲和的我当成其好友看待，而很显然在我看来自己的好友是仅限于若干人的。基于上述两点，我决定在大学里低调做人。别说辩论了，我连辩论赛都没再看过。曾经中学里酷爱上课讲小话的我，在大学课堂上却极少私下开口。呵呵，也不知哪里来的毅力，反正多年的习惯就硬是改过来了。即便后来有了讲座这类场合来继续展示口才，我也一定会要求在海报上别挂我的真名，算是将低调进行到底吧。

至于说到新闻，起因是初二因为语文课学到新闻报道然后听从老师的建议开始看报纸，从此便练就了一身模仿新闻写作的童子功。初中有一天心血来潮办了一张袖珍手绘小报，绝版被同学以五毛钱买走（更可能是白送的）；高中有一次仿《人民日报》捉弄某死党，报纸被广泛传阅直至被死党撕毁；大学有一回杜撰《蓝色大门》续集开拍的新闻，后来据说都传到导演耳中了……想起这些自鸣得意的光荣事件时，我就搞不懂了，要说口才的兴趣多少还动过些念头，为啥关于新闻我除了杜撰却从来就没想着将来读新闻系或者做报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