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油汤

【按】2008年1月下旬，武大档案馆的吴骁老师（此君和我兼老乡、校友、搭档等多重关系）来京，他此行的目的，一是为撰写《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第二辑）的王星拱校长传记收集资料、采访相关校友并征求意见；二是为继续实施他个人的宏大计划——对国立武汉大学老校友进行“口述历史”访谈。我因在京工作，便于周末陪他拜访了几位校友：26日，上午见陆元九、王焕葆夫妇，下午见沙踪学长；27日下午，见陈荷夫、王云从夫妇。接下来的日子里，总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不时地涌上心头，促使我将所见所闻诉诸文字，于是就有了这篇根据访谈记录以及相关史料写就的文章。因精力所限，文章来不及让诸位老校友过目核实，恐有偏颇之处。另外遗憾的是，杨静远学长由于身体欠安，未能得见，但在下文中也引用了她所著《让庐日记》的若干文字，特此说明。吴骁亦对多处行文提出过修改意见，一并致谢。

1937，是一个让每个中国人都刻骨铭心的符号。那一年的夏天，日寇铁蹄进犯我华北，7月29日，北平失守；又一日，天津沦陷。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仓惶南迁，损失惨重。同样是在那个夏天，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方的国立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试行“联合招生”，即“联考制度”。一个抱着科学救国信念的安徽青年陆元九，先是在南京参加了三校联考，旋即去了上海报考交大。考完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8月19日，阅卷已进入拟定录取名额的收尾工作。晨，敌机飞抵南京，中大校区多处被炸，武大负责人曾昭安先生竟是在断垣残瓦中寻找到武大考生的卷宗资料，并脱下身上的长袍将它们包裹捆好，往背上一背，辗转返汉。而考生陆元九，则如愿考上了他的第一志愿——中大航空工程系，成为了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在此之前，为避免日本政府对开办此专业横加干涉，中大只能变相的以研究班的形式展开。

日寇的狂轰滥炸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整整两年后的8月19日，那是乐山人民永远无法忘却的痛。敌机惨无人道的轰炸让三分之二个乐山城沦为废墟，西迁于此弦歌不辍的武大师生亦死伤数十人，杨端六、叶圣陶等几位先生的屋庐衣物书籍悉付一炬。就在这样一个令人悲伤的夏天，王焕葆从武大附中考入了生物系，贵为一校之长王星拱先生的千金小姐，却也享受不到半点优待，反而生活愈发简朴，以图自强。

1941年夏，陆元九中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而同在重庆城里的朝阳大学迎来了一位名叫陈荷夫（陈克胥）的河南籍新生。因为之前从事进步活动受过牢狱之苦，听到学校旁边的集中营里每天传来的军号声和枪决声就发怵的他，在大一结束后申请转学。那一年武大法律系在重庆只招一名转学生，他考上了，随身还带了一封他老师写给凌叔华的介绍信。在武大期间，两人亦师亦友，“大家都戏说凌叔华是不是相中了我，想把她在英国的女儿嫁给我”。

同样是在1942年，奉国民政府令，陆元九随李登科教授也来了武大，筹建航空工程系。一年后，形势变了，建系搁置。不久，陆元九考取了赴美公费留学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同期赴美的还有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安徽同乡杨振宁。1943年，王焕葆进入武大化学门攻读研究生。而本省人王云从则随在武大化学系读书的哥哥搬来了乐山，入读武大附中备考。战时的清贫生活，使一些教授不得不在附中代课以补贴家用。“因为身边的家人朋友好多都是武大的，再加上武大又是名校，离家也近”，“考完武大不放心，还去成都考了个川大，川大好考”。

王云从读的是中文系，名师云集。“徐天闵在教室里朗诵起诗来的场景我至今都还记得”，程千帆先生的课也是非常吸引学生。她本人还是刘博平先生的入门弟子，本来准备在小学上下一番苦功的，“后来忙于革命工作，就把专业给荒废了”。陈荷夫当时是海燕社的发起人，王云从也是成员之一。在茶馆里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甚至还按组织要求搞了一份详细的武大学运情况报告，这份报告在后来重庆谈判时交由王若飞带回延安。不幸飞机失事，王若飞、叶挺等人全部罹难，唯独保存在铁盒中的报告幸免于难。

转眼已是1945年的夏天。又是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日子。那一天晚上，杨端六先生“在门外就以不常见的兴奋的声音喊：‘好消息啊！顶好的消息：日本投降了！’……这时外面爆竹声大作，像是久被压抑而爆发的狂笑。”武大师生和乐山老百姓一起，打着火把上街游行，他们唱着跳着，哭着笑着，走在队伍中的，就有苏雪林、袁昌英和凌叔华三位女杰，王云从亦是其中一份子。那一夜，乐山无人入眠，中国无人入睡。

1946年，学校开始复员珞珈山，王云从和同伴从乐山坐小木船到重庆再到武汉，坐的是五等舱，打地铺。“以前只是听说珞珈山校园很美，等看到的时候，我们都高兴极了”。年底她被选为了女同学会会长。而沙踪（康安若）则成为了复员珞珈山之后武大迎来的第一批新生。当时他来武汉一连考了四所学校，武大、北大、华中大学和湖北医学院。“因为生理卫生学的不好，医学院没考上，其他都考上了，都考的是物理系，因为老百姓都觉得是原子弹让日本投的降”。“考武大是在珞珈山校园进行的，当时就被武大的风景给吸引了。那时北大的社会声誉比武大稍微高一些，但武大这么美，我又没去过北大，所以就选武大了”。“那时我们湖南有个说法，二流的学生上湖南大学，一流的学生上武汉大学”。

物理系除了国文课之外，其余课程一律都是用的英文教材或者讲义，讲课的都是些名教授，“把概念讲得很透”。系主任桂质廷和梁百先在Nature上发过文章，周鲠生校长的女儿周如松很严格，“查谦先生口才很好，讲得深入浅出”。“考试不多，期中期末都是随堂考，淘汰率高，也没人作弊，周如松先生的考卷是五道题，她总是把最后一题出得很难”。“行政人员非常少而且效率高，他们都是服务的，不是管我们的。伙食团可以学生自己管理”。“虽然外面物价飞涨，不过我们学生吃饭还是有政府保障的，那时候我们都是饱着肚子上街去搞反饥饿游行”。

那时来武大演讲的各界名流很多，比如民主人士张难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胡适的报告基本上大家都去了，我听不大懂”。春天的时候，看樱花，“也没听说过谁要把树给砍掉”；夏天的时候，在东湖游泳，沙踪和王云从都是好手，“东湖的水清得见底”。政治上不学习三民主义，不过学校的政治斗争却是非常激烈的。沙踪后来当选了第三届学生自治会康乐委员会主任。“我们选举搞的是美式民主，就像选美国总统那样，很公平，大家也服气”。

1947年春，陈荷夫路过武汉，回母校见到了王云从，就在女生宿舍外面的湖滨树林里，两人“定情珞珈山”。其实早在王云从进入海燕社的迎新会上，穿着蓝色旗袍外搭黑色毛衣的她就让他觉得“气质不凡”。而1945年5月，因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要求他火速赴渝，他都没来得及跟她告别就匆匆离去。“女儿情肠且休提，国事千钧”。定情之后没多久，珞珈山校园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那天凌晨，沙踪还在熟睡中，政府军警已经在特务学生的带领下开始了抓人，王云从就是黑名单上的三位女生之一。就在要捕走她们的时候，众女生挺身而出，手挽着手，以纤弱的身躯与实枪荷弹的宪兵对峙，法律系女生上前质问其是否有逮捕证。这时，男生宿舍传来枪声，死难学生三人。此事一出，舆论哗然，群情激愤，蒋介石迫于压力亲自致电道歉。王云从与陈荷夫假扮夫妻前往南京暂避，一年后，王云从毕业，两人在上海结婚，终成眷属。到了第二年的8月13日，他俩的第一个孩子在北平出生。那一天，正是淞沪抗战纪念日。

国民政府的统治已是岌岌可危，蒋介石开始有计划的动员知识分子南迁，周鲠生校长亦在动员之列，他的去从关系到武大的存亡。在这样的形势下，沙踪同学紧锣密鼓地组织了一场晚会为周校长祝六十大寿，海鸥剧社、民歌社、西北风舞蹈队的节目轮番上演，令周校长非常感动。“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想留还是想走，但最后他留下来了，我想这场晚会是起了作用的”。待到解放军进城，即将毕业的沙踪投笔从戎，后专门从事电波传播研究。

而在大洋彼岸，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查尔斯河畔，陆元九和王焕葆，两个安徽老乡在此相遇。虽然早在几年前，他俩就同在一个校园里生活过，那时一人忙于工作，一人勤于学习，谁也不曾知道对方的存在。没想到却都走来了世界的另一头，从相识、相知到相爱。这一年，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陆元九与王焕葆喜结连理。令人悲痛的是，王星拱校长于十月在上海病逝，远隔重洋，难见最后一面。

然后，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又开始了。

如果青春是一首歌，我想这么把它写给你们听。

【后记】写作本文的时间，正好距上次拜访这几位在京的老校友整整一个月。一篇并不算长的文章，我花了两个晚上才写出来，本来因感冒引起的头痛也加剧了。拜访这些老校友，尤其是陆元九先生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是深远的。我每每想起他们，我就知道自己还不够努力，我就有一种奔跑的冲动。其实陆爷爷并没有和我谈什么人生的大道理，甚至本来就没说多少话。但是举手投足间折射的那种心境那种魅力那种风度那种状态就足以让我受用了。文章中的五位主角，后来都在相关领域和岗位取得了一定甚至非凡的成就，而且都享受着相濡以沫的幸福晚年，如今都已是八十高龄年近九旬。本来我是想把这些一并写进来的。然而我没有。我是在以一种尽量中性和忠实的笔法，来描述他们的青春年华，以及年华背后的大时代。因为就是这样的整整一代人，他们建设了一个新中国，尽管过程中有过艰难曲折甚至黑暗无光。重温他们的青春，就是在观照我们的当下。然而未曾有人书写过这些曾经鲜活过的青春，那么，我把青春写给他们，其实也是写给我自己。因为，我们正年轻。